发挥职能监督作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平等权则基于道德人格的平等。

后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宪法就是在移植西方三权分治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映儒家宪政思想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考试是人的道德权利的主体性体现，监察体现了对人的道德权利的侵犯在思想、制度和行为方面的防范。以孔孟之道标举出的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人世哲学，是对于他们那个时代周公制礼的政治制度规范—礼的创造性解释。

子路是孔子弟子中最具匹夫之勇的典型，他曾询问乃师：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如果说，知识论的知言和宇宙论的浩然之气都被赋予了伦理的价值特色，那么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孟子的心性之学就体现出了学理上的契合性。所以，儒家传统中才有王霸之辨、三代秦汉之辨、圣贤英雄之辨及公私之辨等，而它们的终极意义都被归入义利之辨。所以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也辩证地表达了普遍的道德权利与普遍的义务之间的平衡，儒家所赞扬替天行道的革命和匹夫匹妇的义勇就是基于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思想。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因为人是自然万物中能够动心思的特殊动物，能将心、性、命统一起来。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可以说，现代国家与主权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而社会契约理论与主权理论又是相互关联的，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权利理论同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实质上就是通过对国家的历史性建构把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一套模式运用到国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

这种国家中心主要围绕的是国家官员的行为。毫不奇怪，主权总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属性，而对国家则有众多的、相互尖锐冲突的解释。在这个比较复杂的制度中，只有官员可能接受并使用这一制度的法律效力标准。{13}（P14）这里的自然意味着超越习俗的永恒性，一种作为高于人定法的高级法思想，它与古代人的自然的观念相契合。

  注释: [1]参见[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国家与社会在这种视角下是一种边界同构的关系。

这就是亚里氏多德的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的现代阐述，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不完善的，并且，只有在一个政治社会中，人才能过好的生活。不同的实证主义学者的不同作法反映出不同的复杂情况。[2] 事实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局限于涂尔干代表的实证主义的与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例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试图对个体的社会行动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标志就是多边组织与多边机构的出现。

只是到了二战以后，它又以新的面目展示出来，即，当代人权思想在权利理论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全球化时代，它进一步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你的同意是必要的，而你的自由程度相应地也就更大，在自由度的极限上，你甚至可以放弃权利，因而危及了安全。对于法律实证主义而言，传统的实证主义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国际法是不是法以及从国家法的客观层面展开研究。{4}（P47）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新定向一直渗透着对社会科学分析的把领土性的民族国家作为前结构性的单位。

然而，事实却是：一种特殊版本的国家—即民族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社会。西塞罗的永恒、神圣而高贵的自然法之于罗马法学家的实践性的自然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后来的岁月中，在现代的开端之时出现的阿奎那和天主教的神圣的自然法之于格老秀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法的关系。

正如阿尔布劳所评价到的，涂尔干、帕森斯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么一种假设，即： 民族国家社会围绕一个共同的行为基础运转。{16}（P30）不难理解，社会契约理论对近代民族国家从专制主义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结构的转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经由自然权利理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之上，它成为指导欧美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也进一步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法治模式。

绵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屠宰场。{7}（P9）而所谓自然是状态，是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自然地会是什么样子的定义，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人为设计的制度。正如科特维尔所说：应当把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根据经验分析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进行这样的分析则是另一回事。{9}（P27） 但是，市民社会的概念从始至终的讨论都离不开它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换言之，传统的市民社会也是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市民社会。这样称呼它最合适，因为十分清楚，它既然没有个人作为基础，那就只能以社会为基础：要么以整体的政治社会为基础，要么以社会内部的个别团体，诸如教派、政治派别、文学流派或同业公会等为基础。但是我们看到，实证主义在方法上的经验主义与客观主义对于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国家转型同样是可能的，实证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将因为法律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社会不存在法律制度，或否认它有法律制度的称号。{1}（P161）不仅如此，这种国家中心主义贯穿于关于国家政治法律的各种理论研究中，如何深刻地认识这种理论背景下法理学的理论脉络，必然要对国家中心主义本身进行审视。

实证主义在法律与道德问题上的主要争论如果放在国内—国际二元模式下就会得到更加深刻地阐释。如果奥斯丁基于霍布斯关于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而认为国际法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哈特徘徊在国际法是不是法的可能性之间，那么，通过对凯尔森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洞见到法律实证主义在总体上对于国家中心传统的另一种理解。

{24}（P1-6）而从社会学视角来对传统的实证法概念在方法上的反思对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法律概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自然法与现代国家的核心纽带在于，它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形成与合法性的法律论证，自然法论证了国家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它与政治哲学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必要条件。

特别是法律多元论试图讨论的许多理论也以国家法为参照而不断深化。如果我们把霍布斯的政治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看，传统上讨论的国家主权问题不仅是在讨论国家政治合法性，而且在于讨论一个社会中为什么要存在国家这个问题。传统上，民族国家‘集装箱的观念一直被社会学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民社会的讨论变得越发热烈，全球市民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非政府的、非市场的领域，它可以被称之为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相当的第三部门。

[2]参见[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页。不仅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经济过程需要接受调整（这部分地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而且它只有通过与国家这一更高级的统一体—亦即根据政治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相整合，才能避免毁灭。

这些理论基本上变成抽象概念的运用。因此，它不加区分地把国家与国际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以分割线为特征的分析形式。

以此为前提，我们看到，涂尔干的主题在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霍布斯式的国家中，社会团结的纽带发生了何种变化。第一个观念导致了空间是永恒的并因此是不变的空间崇拜观念。

另一方面，该制度规定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及其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被官方有效地接受为公务行为的普遍的公共标准。{23}（P471）但是庞德同样又给我们非常有益的启示，即，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路径来反思国家中心与国家社会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奥斯丁注意到，在各个国家之间获得认可的法，不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因为，每一个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是由一个特定的主权者，对处于隶属状态的一个人或若干人制定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3}（P7） 自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论与国家政治法律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概念被重新建构，全球政治观念对传统的国内和国际、领土和非领土、内和外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正在重新型构社会关系的性质、社会制度的形式、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行动的类型。就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性质而言，正如传统的社会理论所说明的，现代社会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理性化的以及由特定的暴力系统组成的一个特定结构。

也许，国际法目前正处于一个走向接受此种或他种形式的过渡阶段。{20}（P226）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间不存在一个更高的主权者，因此，所谓国际法只能是一种实证的道德。